编者按：

“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这是62年前交大西迁人向西而歌的豪迈情怀。62年来，交大人胸怀大局、心有大我的爱国精神，艰苦创业、玉汝于成的奋斗精神，扎根实际、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公而忘私、埋头深耕的奉献精神，铸就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西迁史。

11月，由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协、陕西省委联合主办的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事迹报告会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兰州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苏省委党校举行。每场报告会都反响热烈，报告团成员的讲述令人动容。

12月16日，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我省拉开帷幕。报告会上，西安交大副校长郑庆华，西迁老同志、西安交大教授潘季，西安交大管晓宏院士，西安交大青年教授徐峰，西安交大博士研究生林舒进，陕西广播电视台记者陈媛六位报告团成员，结合亲身经历及感悟，以真挚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从不同角度回望了交通大学波澜壮阔的西迁征程，讲述了西迁人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胸襟与情怀。

本报对六位报告团成员的发言进行摘登，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波澜壮阔、感人至深的西迁故事。

继承和发扬西迁精神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力量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旨在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全国展开。在这个背景下，当年包括交通大学在内的一大批单位的西迁，改变了西部高等教育的布局，改变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正是因为像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这样一批一流大学坚持扎根西部，才为西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教育基础、科技基础和人才基础。

年4月，国家作出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彭康同志和领导班子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策，接到上级指示的当天，就开始研究和部署迁校工作。

年6月2日，交通大学西迁先遣队出发。8月10日，第一批西迁师生和家属从上海徐家汇踏上西去的专列。9月10日，交通大学借西安人民大厦的场地举行了开学典礼，那时候学校还没有完全建好，可是开学上课不能耽误。

当时，西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全校师生和陕西省调集的余名建设者一起，夜以继日苦干。仅仅一年时间，学校就完成了建设任务。学校没有因迁校晚开一天学、少开一门课、迟开一个实验。

交通大学西迁，是学校在党的领导下，面向共和国未来的一次长征。西迁精神铸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奋斗的精神丰碑。

今天，回望交大人西行的足迹，仍然令人心潮澎湃。彭康、钟兆琳、陶文铨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深刻理解“爱国没有选择项”的丰富含义，毫不犹豫投身西部高等教育事业。

彭康校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政治家和教育家。迁校时他已经55岁，上级对他有新任命的考虑，家人劝他说西部艰苦，最好不去。他只回答了四个字：“我应该去。”就这样，他率先垂范，亲自踏勘校址，领导迁校，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奋斗了15年，直到把忠骨埋在西部。

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开拓者、一级教授钟兆琳先生，是钱学森的老师，也是开发大西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西迁时，周恩来总理说，钟先生年纪大了，就不必去了。但他还是把家人安顿在上海，孤身一人来到西安。他常常教导学生和青年教师要理解建设大西北的意义。钟兆琳先生的一生都献给了大西北建设，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还对开发大西北提出建议。

迁校时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盛剑霓，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时候生活尽管很艰苦，可我们的心情是愉快的，愉快了就感受不到艰苦，因为党信任我们，信任产生力量，使所有的艰苦都能变成创造的愉快。”

当新中国建设发出召唤、当国家需要和个人命运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刻，交大师生服从祖国需要，用实际行动书写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西迁精神，镌刻着交大人以兴学强国为己任、为民族崛起和国家富强努力奋斗的坚定信念，蕴含着交大人饮水思源、爱国爱校、知恩图报、服务人民的奉献精神，展现着交大人脚踏实地、精益求精、不断探索、奋发进取的创新精神。这是西安交大的价值坐标，是西安交大不断探索、奋发进取的动力源泉。

交大师生说，“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从改革开放以后的首批大学生到进入21世纪的新一代，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西迁精神的新传人。他们有的放弃了留在沿海城市工作的机会来到西部，有的放弃了国外高薪回到西部。爱国、奋斗成为交大师生的行动自觉。

从砍柴娃成长起来的数学家徐宗本院士，有一个朴素的认识，交大是我们一点一滴、一代一代用汗水建设起来的，要把所有的力量都献给交大；何雅玲院士被称为女“拼命三郎”，学生们说她不在实验室，就在去实验室的路上；郭烈锦院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临界水蒸煤”技术，就是为了让天更蓝、水更清；青年学者叶凯破解鸦片罂粟封存亿万年的“基因密码”，为造福人类健康作出贡献；许领应用黄土地质灾害机理与防控技术研究成果，为黄土高原防灾减灾提供科技支撑……这些在西迁精神激励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个人理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征程，不仅在交大这个创新的平台上成就了自己，更以实际行动续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爱国奋斗的华彩乐章。

饮水思源。今天我们宣传西迁精神，既是感恩西迁前辈为西部科教事业和人才培养所作出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同时也特别感谢陕西人民，不仅热情接纳了交大，为交大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人力、物资、资金等全方位的支持和无私帮助，而且与交大师生一起，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地建起了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的成功壮举，证明了不仅黄浦江的水可以滋润和养育交大，而且秦岭的山、渭河的水、陕西的黄土地也能很好地滋润和养育交大。今天，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建设，同样得益于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没有这样的支持，创新港是不可能实现的。

西迁62年，交大和陕西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交大是国家的交大、人民的交大，也是陕西的交大、西安的交大。西安交大人始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陕西好、西安好，交大才能发展得更好。同样，交大发展得好，也将助力陕西发展得更好。

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实践中、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奋斗进程中，和全省兄弟高校一起，携手共进、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砥砺奋进，续写新的光辉篇章。

在祖国的西部扎根开花结果

西安交通大学退休教授潘季

年，我进入交大电机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迁校时，我是年轻教师队伍里的一员。在交大读书、工作、退休，已度过了66个春秋。时光流逝，我已经由一个小伙子变为84岁的老人。

交大是一棵大树，在黄浦江畔生长了60年，西迁扎根西安又是60多年。

回想起62年前的西迁，我仿佛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当年的交大校园里，流行着一句话：“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我们这些年轻人，写着诗、唱着歌，手里拿着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乘车证，踏上前往西安的列车，一路高唱“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带头西迁的教师中，有许多是早年留学欧美、才华横溢的“留洋”教授。许多人背后都有一大家子人，上有老、下有小。对他们来说，西迁意味着放弃安逸的生活，但他们都经历过旧中国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深懂得新中国这片教书育人、科学报国的广阔天地来之不易。他们坚定地拥护西迁、带头西迁，义无反顾地来到西安，把根深深扎进了黄土地。

张鸿教授是西安交大首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西迁时，他带着长期卧病在床的妻子和上中学的女儿来到西安。他生活十分简朴，家庭的困难从不向人提起。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女儿在西安交大毕业时，学校考虑到他妻子需要人照顾，就想让他女儿留校。张鸿知道后说：“爱家首先要爱国，没有国哪有家？青年人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最终还是让女儿服从分配去了外省。他是这样教育着子女，也是这样感染着我们年轻一代。

电机系主任钟兆琳教授，是我上电机学课时的老师。他在同学大会上发表讲演时说“男儿志在四方”，并带头领唱《毕业歌》：“同学们在校是桃李芬芳，毕业后要当国家栋梁！”那时的情景，一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西迁初期，一批教师在承担繁重教学工作的同时，为支持“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在交大迅速建起计算机、原子能、工程力学、应用数学等尖端的新专业。

朱城教授是20世纪50年代初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博士。西迁后，学校要他负责筹建工程力学新专业。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为了节省时间，他把黑板搬到家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制定出了新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而他自己却积劳成疾，献出了年仅39岁的宝贵生命。

学科带头人走了，工程力学专业还要办。唐照千等几位青年教师勇挑重担，迅速投身新专业的发展中。唐照千教授的父兄都是爱国实业家。年赴美留学期间，他二哥问他是否愿意留在美国，他的回答是：“我是国家派来进修的，当然要回去！”他把在香港的大哥给他买小轿车的钱，全部用来购买当时国内很难买到的书籍资料、电子元器件等；他用在美国工作时积攒下的多美元，用来资助年轻教师出国进修。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忍受着癌症晚期带来的剧烈疼痛，在病床上指导学生修改书稿，抓紧一切时间工作。为了画好书稿里的一张图，他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浑身汗流不止。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通过口述，由妻子和研究生协助完成他主编的手册和文稿，并坚定地表示：“我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完成！”去世时，他年仅52岁。唐照千在所研究的领域取得的多项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引领和开拓了国内断裂动力学和力学应用研究。他用生命践行了交大西迁人对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

周惠久院士是金属材料科学家。当年，年近半百的他带着一家六口人全部西迁。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所创立的“多次冲击抗力理论”是全国高校五项重大科研成果之一。又经过20多年的努力，周老先生领导的低碳马氏体研究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该成果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也是西安交大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校医沈云扉老先生是上海名医，当年已经66岁的他是西迁群体中的最年长者。他把自己在上海徐家汇附近的小洋房送给学校当联络站，带着同为校医的侄儿、侄媳，一起投身大西北建设。至今我的耳边还常常回响着他老人家写下的豪迈诗句：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

这样的故事数不清，也讲不完。当时带领我们迁校的领导和老师们，许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爱国奋斗精神始终激励和引领着一代代交大人扎根西部、艰苦创业。

交大这棵大树在阳光下、在风雨中成长，就像是60多年前从上海同时迁来的梧桐树一样，根深叶茂、郁郁葱葱。我们的老花工胡全贵师傅，从上海到西安，为交大的绿化事业奉献了一生，他对待花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当他退休要回老家时，有人看到他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抚摸着他培育长成的梧桐树痛哭失声。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这片奋斗过的黄土地啊。

回望西迁，感慨万千。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党中央的嘱托，以青春和热血书写了这段难忘的历史，成为交大这棵大树的一部分，在祖国的西部扎根、开花、结果！

西迁精神激励我们为国为民奉献

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管晓宏

我生于四川、长于陕西，在清华大学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年回到西安，任教于西安交大，并从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的成绩得益于母校的教育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培养。西安交大师生薪火相传的西迁精神，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选择。

交通大学从黄浦江畔西迁到古城西安的传奇故事，我上幼儿园时就听父母讲过。西迁人在祖国大西北建设的这所名校，是我儿时就向往的地方。

因为历史原因，我只上过4年小学和一年半小学附设的初中班，没有进过中学的校门。我不到15岁就进了建筑公司，先后当过民工、乐队乐手和三个工种的工人，在工地挖过管道沟、锯过大木方、开过塔吊，车过法兰盘，也经历过和电影《芳华》相似的文工团生活。在当工人和乐手的近8年时间里，我自学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数理化课程，还初步自修了微积分、理论力学、电工学等大学课程。

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年研究生毕业。当我得知儿时就向往的名校西安交大要大力推进我正在从事的前沿研究后，我没有留在北京工作，也没有到沿海地区就职，而是选择了到西安交大任教。母校清华大学的领导和老师们得知我要回西安工作，都非常支持我，鼓励我为建设祖国大西北建功立业。

初到西安交大任教时，我所在的相关学科，云集了众多享有盛誉的西迁老教授。黄席椿、沈尚贤、蒋大宗、胡保生、万百五、罗晋生、郑守淇，这些在教科书和文献里看到的名字，突然间成了近在咫尺的先生。当我走近他们，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了解到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同寻常的家世和经历，而且他们都是交大西迁大军中的中坚力量时，我对他们更是敬由心生。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电子信息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西迁的老领导和学科带头人高瞻远瞩，决定尽快创建完整的电子信息学科群，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年，交大无线电工程系成立，迅速建设起一批新兴的电子信息学科专业，培养了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包括7位院士，为推动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产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所在的系统工程研究所，胡保生、万百五两位教授都是我国自动化和系统工程学科的创始人。胡老师是我们的老系主任和老所长。西迁前，他与母亲一起生活。那时，胡老师的母亲还差半年就从任教的小学退休了，但为了随胡老师按时西迁，她放弃了退休工资，把在上海的房子转让给了邻居，从上海搬到西安落户。他学风严谨，为我国系统工程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严以律己、淡泊名利，多次谦让职称职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万百五教授是我国大系统理论与应用领域的先驱，是我们研究室的老主任。中国自动化学会公布的60年来国内最有影响力的15本教材，其中有2本是交大西迁人写的，万老师就是作者之一。万老师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辈是中国卡通片的创始人。年，他刚刚过完30岁生日，便与同在交大化学系任教的爱人黄德琇老师迁往西安，把大女儿和小儿子留在上海。爷孙在上海互相照顾，先是爷爷照顾孙子孙女，孩子长大了又照顾爷爷。每次听到万老师谈到儿女，既有愧疚，又有幸福。这就是老一代知识分子“舍小家、为大家”的人生境界和崇高追求。

与西迁前辈成为同事之后，我感受到了自身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末，我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攻读博士。西迁前辈们全力支持我，嘱咐我早日学成回校，报效祖国。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从事能源电力系统优化方面的研究，凭借在母校清华大学和西安交大打下的基础，很快发现了关键问题，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及每年数百万至上千万美元的经济效益，引起国际同行高度重视。

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开始走上快车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我知道，我国西部的科教发展迫切需要我在国外学到的知识。作为祖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我要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让祖国富强起来。西迁前辈的创业精神，召唤着我回到西安交大任教。清华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们希望我能回清华工作，当他们得知我的选择时，又一次给予了我坚定的支持。

我回到西安交大后，一切从头做起。西迁前辈胡保生、孙国基、李人厚教授安排自己的研究生参加我的研究团队，并举荐我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

20多年来，我学习西迁前辈们为国默默奉献的精神，一直在一线从事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为了配合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开了几门英文讲授的课程。我领导研究团队提出了能源与电力系统安全优化的创新理论与方法，解决了多个公认难题，为我们国家能源、电力、制造等系统的节能减排和效率提升作出了贡献。我们团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的资助。年，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西迁精神，是激励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为国为民奉献的精神财富。我们这一代人担负着承上启下、传承西迁精神的重任，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在西迁精神的激励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全部力量。

为世界为国家为西部贡献智慧与力量

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徐峰

我是安徽人，西安交大是我的母校。从年考入西安交大到年出国留学，再到年回到交大任教至今，已经整整21年了。说来也巧，这3个7年是我人生所经历的三个重要阶段。

在西安交大求学的7年，是我梦想起步的7年。我本科学的是交大著名的“锅炉”专业。别人经常开玩笑说：“你就是一个学烧开水的。”保送硕士后，我学的是工程热物理专业，师从郭烈锦教授。郭烈锦教授的导师是我国著名的能源动力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学俊。

作为西迁大军中最年轻的教授，陈学俊同陈大燮、杨世铭等教授一起，将西安交大能动学院的前身——交通大学动力系完整地搬到了西安。迁校时，他把上海最繁华地段的两间房子交给了房管局。旁人觉得惋惜，他却说：“既然去西安，扎根西部，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

陈学俊院士最爱唱的歌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了一代代学子。在他“工程报国”抱负的激励下，我的导师郭烈锦教授也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由郭烈锦教授领衔攻关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超临界水蒸煤”技术，被学界认为“实现了煤炭能源的高效、洁净、无污染利用，这项技术必将带来能源技术的深刻变革，为全球节能减排作出巨大贡献”。在技术早期研发阶段，就有国外著名企业财团多次联系他，要买断该项技术，都被导师坚定拒绝了。他说：“我研发这项技术的初心，就是要服务国家的重大需求，服务老百姓的迫切需要。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技术！”

在能动学院，还有一位热能工程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如今年近八旬的陶文铨院士。他是动力系西迁后培养的第一批学生，是数值传热学权威。作为热工学科的第三代领军者，他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等称号。他曾在做完白内障手术当天就返回讲台。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以至于需要额外准备许多小马扎来满足听课学生的要求，尤其是他把复杂的传热学原理讲得深入浅出，令人叫绝。

在我硕士毕业前夕，我和爱人打算同时出国深造。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陶院士得知后，主动提出要为我们写推荐信，他亲自撰写并且反复修改。他对于晚辈的这种关怀让我们深受感动，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感激之情便涌上心头。

国外留学的7年，是我梦想积蓄的7年。从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再到美国哈佛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我的研究方向由生物力学拓展到多学科交叉，还在皮肤热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当我把个人兴趣与专业擅长紧密结合起来并踏入了国际前沿学科领域时，我自豪地感受到，中国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绝不亚于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我爱人在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后，进入世界强企业成为工程师。

年1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来自母校领导的电话，诚挚邀请我回校任教。其实，在国外的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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